孫常大鍋寺又名延祚寺，其遺址位于永濟市城東街道孫常村東，現存一座明代造像石座及一通《延祚禪林周圍全圖碑》，另存娑羅古樹一棵，古槐一棵。1977年10月2日，大鍋寺石刻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延祚寺因“宋太祖敕建”“千人大鍋”等傳說而聞名，可算作民間記憶中的“傳奇寺院”。其歷史可追溯至元魏，后世明清方志中亦有相關修葺、遺存的記錄，但關于它在元代的具體情況，記載寥寥無幾。

　　日前，筆者偶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蔡美彪《河東延祚寺碑譯釋》一文，遂生聯想，故查閱明成化《山西通志》、清康熙《平陽府志》、清乾隆《蒲州府志》、清光緒《虞鄉縣志》等方志，意圖梳理該寺院沿革、考證文獻關聯，與諸位同好共同探討。

(一)

　　清乾隆《蒲州府志·古跡》關于延祚寺的記載有兩處，一是介紹臨晉古跡時，寫：“延祚寺在縣南七十里，宮殿僧眾校諸寺最雄，元至元中建。”一是介紹虞鄉古跡時，寫：“延祚寺在縣西北十五里，唐貞觀中建，傳宋太祖微時嘗于此及方山避難百日，太平興國二年敕修一寺，明嘉靖乙卯寺為地震所傾，萬歷二十五年修復焉，山陰王朱俊柵為記，崇禎十一年復修，山陰宗室朱廷理端居道人立石。”孫常村在不同歷史時期曾先后歸屬臨晉、虞鄉等縣，根據地理距離推測，《蒲州府志》所錄的兩座延祚寺，均指孫常村延祚寺。

　　清光緒《虞鄉縣志》關于延祚寺的記載如下：“延祚寺在縣西十五里孫常鎮。肇建于元魏，重修于貞觀。周顯德間遭回祿。宋太祖游關西，暫寓方山。太平興國二年敕修，賜號延祚寺，為方山下院。”這一記載勾勒出寺院的早期軌跡：其始建可追溯至元魏，唐代貞觀年間得以重修，五代周顯德年間因火災受損。宋太祖趙匡胤漫游關西時曾暫居方山，太平興國二年(977)，其弟趙光義下詔敕修該寺，并賜號“延祚寺”，將其定為“方山下院”。這一記載與清乾隆《蒲州府志》中記載有一致之處，均明確了宋代延祚寺的存在、地理位置與皇家淵源，區別在《蒲州府志》提到寺廟規模“宮殿僧眾校諸寺最雄”，《虞鄉縣志》提到此寺為“方山下院”。

(二)

　　關于延祚寺在元代的建修情況，不同方志記載有細節差異，明成化《山西通志》記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建，二十五年(1288)修”;清康熙《平陽府志》記載“元至元十一年(1274)建”;清乾隆《蒲州府志》記載“元至元中建”。

　　蔡美彪于1986年《蒙古史研究》刊文《河東延祚寺碑譯釋》。從文章得知，《河東延祚寺碑》正面用蒙文記載了元代延祚寺位于“平陽路河中府河東縣磨澗下方”，碑陰用漢字寫有“臨晉縣孫常村延祚院”字樣。結合地方志中記載的同時期延祚寺情形，或可推測碑文所提及的芮城方山磨澗村延祚寺與今永濟孫常延祚寺是一寺多院的情況。該寺在元代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構建了一個“上院-下院-異地分院”的龐大格局。

《延祚禪林周圍全圖碑》拓片

　　方山上院(即碑文中所說“延祚寺”)是整個寺院的法脈祖庭，負責傳經授業、主持法會;下院不昧寺(不明今是否有古跡遺存)地勢平坦，包含水磨、棗園等產業，水磨為周邊百姓加工糧食，棗園產出的紅棗則作為商品售賣，為寺院帶來穩定的收入;而遠在臨晉縣孫常村的延祚院(即今永濟延祚寺)則專門負責經營跨區域的田產。那些分散在各地的土地，通過租賃給農戶耕種，為寺院積累了豐厚的財富。這種“祖庭主理信仰，分院打理產業”的模式，讓延祚寺在元代的社會環境中站穩了腳跟，成為一個兼具宗教屬性與經濟實力的綜合體。

(三)

　　結合前文考證推測，可對延祚寺古今變遷作一梳理：延祚寺創建年代可追溯至元魏時期，是一座承載宋、元乃至后世歷代文化記憶的古老禪林，民間亦稱“大鍋寺”。該寺于唐代貞觀年間重修，五代周顯德間遭火災損毀，后傳聞宋太祖趙匡胤微時避難于此，故于太平興國二年被敕修賜名。元代寺廟曾續修、擴建，規模宏大，明代重建，清代修葺，雖屢遭地震、兵燹等損毀，卻始終延續“延祚”之名。寺內曾有可供千人就食的大鍋、千年娑羅樹與古槐等遺存，原鑲嵌于四大天王殿墻壁的《延祚禪林周圍全圖碑》，生動記錄了它曾作為皇家寺院的恢宏規模與周邊景致。

孫常大鍋寺遺址中的娑羅古樹

　　如今的延祚寺遺址中，兩棵古樹傲然挺立，一棵是老槐，樹干粗壯得需要幾人合抱。當地人說，這棵槐樹曾系過趙匡胤的戰馬，千年來默默守護著這片土地。另一棵是被譽為佛教圣樹的娑羅樹，它的葉片形似手掌，細碎的花朵在陽光下泛著微光，見證過昔日僧眾的晨課晚禱。一槐一娑羅，靜默訴說著古寺曾經的涵容與輝煌。

　　現藏于芮城縣博物館的《河東延祚寺碑》是佐證元代延祚寺的實物史料，亦是研究元代宗教政策、行政區劃與地方文化的重要遺存。碑文令旨以八思巴字寫蒙古語，碑陰為“三代宗祖法親之圖”、廟產四至及僧眾捐納錢鈔的題記，漢字正書，記載了元代諸王小薛頒發的令旨，明確下令保護延祚寺的廟產、減免寺院差發，禁止官民騷擾寺院正常的宗教活動與生產經營，彰顯了元朝廷對這座古寺的重視。其碑陰“臨晉縣孫常村延祚院”字樣印證了該碑與元代孫常延祚寺的關聯性。

　　相較于地方史志側重歷史淵源的記載，《河東延祚寺碑》以官方令旨鐫刻的形式，從實物層面印證了元代延祚寺的規模與地位，也為我們探討其與宋代趙匡胤相關延祚寺的傳承關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實物參考，彌補了文獻記載的細節不足。其蘊含的歷史信息仍有待進一步挖掘探討。

供稿：王? ?慧

排版：黃? ?敏

初審：黃? ?敏

復審：馬? ?燕

終審：閆俊峰